国人对新加坡模式的评价，确实存在着不同的解读。从长期的政治争论，到当下新加坡应走向何种模式，不仅反映出不同的看法，更预示着这一争论，将深刻影响新加坡的未来。
持异议者，最为明显的莫过于把新加坡模式，视为建国总理李光耀威权治理的产物，因而论断它必将随着李光耀的退出政坛而告终。再者，更有人把新加坡模式贴上李氏家族的标签，认定必随着总理李显龙的下台而走进历史。持有如此看法的人，显然只把新加坡模式局限于政治领域，且把关注点集中在模式的负面效应。在他们看来，第三代领导的治国落差，标志着以李光耀为核心的治国模式，已走向时代的反面。因此，新加坡需要两党制，才能开创成功的新篇章。
当然，也有人认为新加坡的成功，应归功于独特的地理位置、小国寡民、儒家文化思想背景以及社会治理成本相对的低等因素；加上长期一党独大的威权治理，才成就了第一世界的局面。这样的论断，把新加坡模式推进到特殊国情与政治博弈相结合的更大层面，认可新加坡模式虽具有成功的特定内涵，但随着社会结构和竞争环境的改变，这一模式的可持续性正受到质疑。
这是否意味着成功的新加坡模式，已走到历史的终结？还是来到了历史的拐点？说实在，没人能给予明确的答案。这是因为国家治理的成败取决于众多的因素。政治和学术争议，总是离不开必要性和可能性的预设，要不就是纸上谈兵；残酷的政治现实，只考验治国者当下的能耐与智慧。这种因没有在位思考与责任承担所造成的不同思维，形成说者容易，做者难的吊诡；只有换位思考，才可避免陷入思维盲点。
剖析新加坡模式，先要思考两个对立面：一方面，在过去50年，那些同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，即使有了两党制的宪政民主，为什么无法国强民富？另一方面，同样被定为威权治理的国家，又为何无法取得如新加坡那样的经济成就与社会和谐？答案就在于新加坡的成功具有特殊原因，只有深悉成功的奥秘，才能从模式所具备的原则和价值观，而不是它的表象，去论断这一模式的利弊及其变数。
新加坡的成功模式应作何解读？概括而言，它体现在：
一、依据治国核心理念打造成功的体制根基。从自治到独立初期，新加坡得以从贪腐成风、动乱与贫穷中走出困境，关键在于行动党政府具有三位一体的治国核心理念。这就是不遗余力去打造与维续一个廉政、法治与和谐的社会体制。这一成就所形塑的新加坡，便是新加坡模式的核心价值。运用和坚守这一价值观治国，让新加坡可维续成功的根基而让模式延续。
二、服膺惠国惠民的治国原则。在构建上述核心理念的体制根基上，治国还必须及时有效地结合国家的特殊国情，瞬息万变与不可预测的未来需要，展现依据新情况制定新对策的动态治国思维。与此同时，则以不变应万变，坚守惠国惠民原则。新加坡模式所具有的意义，便在于它的政策和施政，始终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前提。这一精神所形塑的新加坡模式可持续与否，关键在于权力是建立在为公还是为私。就政治现实与社会发展需要而言，治国并不取决于是否具有最崇高的理想，而在于是否能提出最具可行性的解决方案。
三、新加坡的成功，还在于治国者重视体制建设。乍看之下，李光耀的治理模式展现了强悍家长式的威严治理；实质上，这种强人治理的终极目标，却让国家朝向健全体制建设的道路渐进。人们只要深入探索，新加坡为什么能拥有如此庞大的国家储备，而不是寅吃卯粮，国债高筑？当今国会辩论为什么还能保持建设性，而不是沦为政治秀场？一个多元的社会为什么能长期维持和谐，而不是事端频仍？就会发现，我们可以不同意李光耀时代的治理作风，或特定的政策理念，却不能否认正是这种强人政治，让新加坡得以脱颖而出，成为第一世界国家。说句难听的话，李光耀做了“坏人”，新加坡人得了好处。因此，新加坡模式开创的体制建设道路，不是理想派的历史飞跃，而是务实与渐进的打造。
四、能者治国是成功的保障。新加坡的成功模式，由以李光耀为首的第一代领导所开创，基本体制确立后转由第二代领导，接棒后顺势而行。之后，才过渡到由第三代领导承接与应变。就能者治国而言，它具有两层意义。一是体现廉政与绩效，二是彰显战略规划与策略运用的统领能耐。换言之，能者治国是根本，治国者是否德才兼备，问题不在于体制，而是人才是否出了问题。新加坡模式塑造了良好的社会根基，也有让模式延续的软实力。另一关键则在于领导人是否有足够的实力。
由此推论，成功的新加坡模式所涵盖的深层意义，便有了经过长期实践而沉淀积累的治国原则和价值观，而不以这一期间领导者所展现的治国作风为评论依据。进而言之，新加坡模式不仅具有可形塑的未来，也有了跨越争议误区的内涵。
有必要说明的是，李光耀时代与新加坡模式是两个具有不同内涵的政治话语，并不能等同看待。李光耀时代或许已走向终结，但新加坡模式还有可期待的将来。
蔡裕林
*作者是本地政治观察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