孙喜：新加坡知天命否

孔子曰“五十而知天命”，意指人到了50岁时，对于自己的命运和天数就会自然明了，人生的态度也将变得泰然自若。新加坡明年即将步入50岁的建国金禧之年，它的天命又会是什么呢？

50年前，在1965年独立建国时，新加坡的天命被普遍看衰，似乎是“山穷水尽疑无路”。因为，作为一个南洋小岛国，新加坡不仅自然资源匮乏，而且一直被大国虎视，能否独立生存下去的确是一个未知数。

然而，就是这样一个被认定几乎“没有任何理由”能够独立存在的城市岛国，不仅顽强地存活了下来，而且几乎是仅用了一代人的时间，就完成了“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”的奇迹飞跃，演绎出了浓墨重彩的“柳暗花明又一村”的新天命。

回顾世界历史，50岁的美国，依旧在经历着工业革命浪潮的洗礼；50岁的新中国，仍然奋斗于现代化的征途之中；同样独立于1965年的非洲国家冈比亚，如今却仍是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之一。相比之下，新加坡前50年所取得的成就，的确非同凡响。

不过，50岁后的新加坡的天命，又将是什么呢？“富不过三代”吗？拙文《新加坡新生代的理想是什么？》（《联合早报》，2012年10月6日言论版）和《新加坡的变与不变》（《联合早报》，2013年07月29日言论版）之中，均“杞人忧天”地探讨过新加坡是否会有“富不过三代”之虞。

笔者认为，“富不过三代”并非一种必然的天命，而只是古代先贤一种具有忧患意识的善意警示。不过，新加坡下一个50年如要继续辉煌，基业长青，其面对的机遇与挑战并存，以下仅举三例。

首先，如何从依赖英明领袖过渡到依靠稳定且先进的体制。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被公认是“一手创造一个成功国家的治国者”，而美国前国务卿亨利·基辛格（Henry A. Kissinger）更是称赞“他的智慧和判断力无人能及”。的确可以说，“没有李光耀就没有今天的新加坡”。不过，后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又该指望谁呢？体制！

新加坡似乎也已经建立起了一套基于精英政治，而且行之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。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（Kishore Mahbubani）教授，把新加坡模式概括为MPH，即任人唯贤（Meritocracy）、实用主义（Pragmatism）和官员诚信（Honesty）。

笔者认同MPH的重要性，然而新加坡选民也已经多次用选票表明，MPH还远远不够，未来更多的政党竞争与权力制衡，乃是民心所向、大势所趋。当然，是否西方式民主果真就是终极的最佳方案，我们仍拭目以待。

生存与外交困境

其次，如何继续保持在夹缝中求生存的精巧的外交平衡术。作为一个城市岛国，新加坡一直面临着生存与外交困境，即若成为任何一个大国的“卫星国”或“附庸国”，都难免会丧失其主宰自身命运的独立自主性，而最终归于平庸甚至消亡。

作为弹丸小国，新加坡肯定无意挑衅或对抗任何大国，不过在当今国际新秩序下，新加坡的外交平衡术，往往会被解读为企图左右逢源的小伎俩。建国总理李光耀数年前呼吁美国回归亚洲的“平衡”战略，就遭中国网民抗议是想“制衡”中国；而李显龙总理不久前对于钓鱼岛（日本称为尖阁诸岛）争端的“劝告”，则被中国媒体渲染为“警告”中国。

因此，周旋于大国之间的新加坡，未来若不能维持好平衡，也难保不会重蹈乌克兰式悲剧的覆辙。因为，弗朗西斯·福山（Francis Fukuyama）教授所预见的“历史”还远未“终结”。

最后，对移民与外劳的强劲需求正遭遇渐涨的排外情绪。新加坡所面对的人口形势极其严峻，人口老龄化与低生育率，正挑战着其未来的可持续发展。新加坡的人口出生率，已连续30年低于人口自然替代率，引入新移民和外劳在所难免。

不过，新移民若不能被成功地融合，而外劳若不能被妥善地安置，不仅将严重局限他们对于新加坡经济的贡献，甚至会转化成对于社会和谐与稳定的潜在威胁。2012年的法拉利撞人事件、2013年的中国籍巴士司机罢工事件，和2014年的小印度客工骚乱，都是鲜活的例证。